时事观察
“020”模式，颇能体现物联网不同于狭义的信息互联网
的新特点：信息互联网只关乎线上的“信息”或“资讯之
流”，物联网则还关乎线下的“物(things)”；如果说信
息互联网只关乎线上的虚拟空间的话，那么，“物”联网
则还关乎线下的现实空间。物联网的重要特点也就在于：
勾连“空间(信息)”与“物”、整合虚拟空问与现实空
间——这对于我们考察空间生产及其正义问题当有重要
启示。
从物到空间：市场当代转型
中空间正义问题的凸显
不同于“物”的“空间”成为生产与消费的对象，意
味着当代经济乃至社会的符号化、虚拟化。西方理论家对
“地理学想象”不同于空间的科学研究，把“空问的科学”
升级为“空间生产的知识”等的强调，都与空间的虚拟
性、符号性密切相关，这种虚拟空间正义及其实现路径，
就成为“空间转向”中关注的焦点。
更为重要的是，物联网的出现，还意味着支配市场的
价值原则的新变。列斐伏尔与大卫· 哈维等都是结合资
本、市场来讨论空间生产问题的，并且揭示了非正义的空
间生产与当代市场、资本的深层的复杂关联。传统市场所
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具有独占、排他的“非分享性”，
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显然与这种非分享性有关；而在当今
物联网框架下，市场却孕育出“可分享性”价值原则。由
此“反观”市场由“物”向“空间”的转型，“空间”比
“物”的独占性、排他性要弱，符号性、虚拟性“空间”
更易于被分享，因此，“空间(符号)转向”有利于可分
享性原则的拓展——我们强调：这种转向又是由顺应当代
发达生产力的“制度性分享(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促成
的。如果说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推动的“制度性分享”还
存在于市场之“外”的话，那么，由当今物联网推动的
“经济性分享”则存在于市场之“内”——经过这样两次
重大嬗变，“分享”价值原则就获得了更强的普遍性而可
以冠以“分享主义(Sharism)”了。作为一种具有普遍
性的“可分享性”价值原则，“分享主义”与权力(权
利)的垄断、独占、排他、竞争性等价值原则相对，而
这里所谓的“权力”不仅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文化权
力、经济权力(或权利)——资本就首先是一种独占、垄
断剩余价值的排他性、竞争性的经济权力，并与政治、文
化权力的垄断纠结在一起。但是，资本总是在背反中扩张
自身，其背反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今物联网市场经济
本身所孕育出的更具普遍性的“分享主义”原则。权力垄
断导致的非正义，就是老子所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
当代市场由“物”而“空间”的转向，也可描述为由
“原子化”到“关系化”的转向。大致说来，20世纪以前
的传统市场可以说是“原子化(实体化)”的，商品的价
格主要决定于其“质”或“量”；而20世纪尤其“二战”
以后。市场则可以说发生了向“关系化”的转型，这其中
又主要包括时间与空间两大关系：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不
再决定于其“质”或“量”，而决定于时间与空间的“差
异”，所谓“符号”的“意义”或“价值”就是建立在这
些“差异”基础上的。比如，从服饰来看，传统服饰的价
格高低，往往主要决定于其质地，而当代时装的价格高
低，往往决定于其“时间差”：时装才上市时，价格最高，
随后折扣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富人消费的与其说
是时装这种物品，不如说消费的是“时间差”，通过这种
“时间差”所形成的“价格差”拉开与穷人的距离，确定
自身身份地位——这就是文化研究中所讲的“认同”。而
作为商品的房屋的价格，则决定于城市中心一边缘的“空
间差”。正是在这种关系化的市场框架下，“空间正义”问
题凸显出来了。
可分享性与排他性等相对，如果说可分享性(损有余
以补不足)可以促进正义的话，那么，过度的排他性则有
违正义原则(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关系化市场框架下，
物理空间(土地、建筑物)的有限性，决定了“空间”的
排他性较之“时间”更强，或者说更具刚性，因而“空间
正义”问题较之“时间正义”更为突出。比如，富人通过
第一时间购置时装以拉开与穷人的距离，可以说是通过占
有“时间差”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其“地位
差”是通过“时间差”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时间差”
的占有具有一定排他性，但相对而言是柔性的，如果说对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而克服权力
垄断及其非正义的路径只能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
“分享”，正义需要这种“分享”来保障和促进，“分享主
义”为缓解资本等权力垄断所造成的各种非正义问题提
供了可能。
穷人有所伤害的话，也主要是心理性的而非生理性的。并
且，穷人越过这种“时间差”的攀比性消费，某种程度上
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分享”。
因此，在当代市场“物一空间(符号)一物”两次转
型背后，是与市场相关的价值原则的两次嬗变，即可分享
性价值原则由市场外的制度性分享向市场内的经济性分享
的拓展，“分享主义”作为一种普遍价值原则在此进程中
崭露头角，它必将促进包括空间正义在内的普遍正义——
下面就在这较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来讨论空间生产及其
正义问题。
与之相比，物理空间的有限性，使“空间差”及其占
有更具排他性，也更具刚性。哈维指出：“多数已实现的空
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
的”【3]，而“主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在所有规模上
都产生了螺旋式上升的地理不平等”【41。由于城市中心集
聚乃至垄断了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各种服务(政治权力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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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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